《司马光和他的时代》，三联书店出版
我立志为司马光作传的最大动力来自时代——我们身处忧思与改革的年代。我们应当相对理性地于“实事”中，“求是”地认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。
●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存在一种可将该朝带出“朝代更替”宿命的力量
司马光所处的时代，矛盾重重，改革声浪高涨。如何化解矛盾，让本朝长治久安，走出“朝代更替”，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、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。我固执地相信，就在那个时代，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“朝代更替”宿命的力量，这些力量包括：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，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，包容异见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。
1043年至1044年，在仁宗大力推动下，范仲淹、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这是一次最为“对症下药”的改革，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。按照通常说法，“庆历新政”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。但是，细读历史，你会发现，“庆历新政”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“失败”——十多年之后，改革派重返朝廷，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，只不过姿态更低，步伐更为稳健、更加有力。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，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，更需要长途跋涉、长期战斗的耐力。司马光是“这一派”的改革者——如果我们不把“改革”跟“王安石变法”划等号，只用“改革”的原意“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、能适应客观情况的”，那么，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“改革者”。
在我看来，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。“吏治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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